白雪猪头

白雪猪头

九月 4, 2018 阅读 174 字数 6729 评论 0 喜欢 2

我母亲买不到猪头肉,她凌晨就提着篮子去肉铺排队,可是她买不到猪头肉。人们明明看见肉联厂的小货车运来了八只猪头,八只猪头都冒着新鲜生猪特有的热气,我母亲排在第六位。肉联厂的运输工把八只猪头两只两只拎进去的时候,她点着食指,数得很清楚,可是等肉铺的门打开了,我母亲却看见柜台上只放着四只小号的猪头,另外四只大的不见了。她和排在第五位的绍兴奶奶都有点紧张,绍兴奶奶说,怎么不见了?我母亲踮着脚向张云兰的脚下看,看见的是张云兰的紫红色的胶鞋。会不会在下面,我母亲说,一共八只呢,还有四只大的,让她藏起来了?柜台里的张云兰一定听见了我母亲的声音,那只紫红色的胶鞋突然抬起来,把什么东西踢到更隐蔽的地方去了。

我母亲断定那是一只大猪头。

从绍兴奶奶那里开始猪头就售空了,绍兴奶奶用她慈祥的目光谴责着张云兰,这是没有用的。卖光了。张云兰说,猪头多紧张呀,绍兴奶奶你来晚了,早来一步就有你一只。

绍兴奶奶端详着张云兰,从对方的表情上看事情并没有回旋的余地,赔笑脸也是没有用的,绍兴奶奶便沉下脸来,眼睛向柜台里面瞄,她说,有我一只的,我看好了。你看好的?在哪儿呀?张云兰丰满的身体光明磊落地后退一步,绍兴奶奶花白的脑袋顺势越过油腻的柜面,向下面看,看见的仍然是张云兰的长筒胶鞋,紫红色闪烁着紫红色热烈而怠慢的光芒。绍兴奶奶,你这大把年纪,眼神还这么好?张云兰突然咯咯地笑起来,抬起胳膊用她的袖套擦了擦嘴角上的一个热疮,她说,你的眼睛会拐弯的?

柜台内外都有人跟着笑,人群的哄笑声显得干涩凌乱,倒不一定是对幽默的回应,主要是表明一种必要的立场。绍兴奶奶很窘,她指着张云兰的嘴角说,嘴上生疮啦!这么来一句也算是出了点气,绍兴奶奶走到割冷冻肉的老孙那里,割了四两肉,嘟嘟囔囔地挤出了肉铺。

我母亲却倔,她把手里的篮子扔在柜台上,人很严峻地站在张云兰面前。我数过的,一共来了八只。我母亲说,还有四只,还有四只拿出来!

四只什么?你让我拿四只什么出来?张云兰说。

四只猪头!拿出来,不像话!我告诉你,我看好的。

什么猪头不像话你看好的?你这个人说外国话的,我怎么听不懂?

拿出来,你不拿我自己过来拿了。我母亲以为正义在她一边,她看着张云兰负隅顽抗的样子,火气更大了,人就有点冲动,推推这人,拨拨那人,可是也不知是肉铺里人太多,或者干脆就是人家故意挡着我母亲的去路,她怎么也无法进入柜台里侧。她听见张云兰冷笑的声音,你算老几呀,自己进来拿,谁批准你进来了?

开始有人来拉我母亲的手,说,算了,大家都知道猪头紧张,睁一眼闭一眼算了,忍一忍,下次再买了,何必得罪了她呢?我母亲站在人堆里,白着脸说,他们肉铺不像话呀,这猪头难道比燕窝鱼翅还金贵,藏着掖着,排了好几次都买不到,都让他们自己带回家了!张云兰在柜台那一边说,猪头是不金贵,不金贵你偏偏盯着它,买不到还寻死觅活呢。说我们带回家了?你有证据?

我母亲急于去柜台里面搜寻证据,可是她突然发现从肉铺的店堂四周冒出了许多手和胳膊,也不知道都是谁的,它们有的礼貌,松软地拉住她,有的却很不礼貌了,铁钳似的将我母亲的胳膊一把钳住,好像防止她去行凶杀人。一些纷乱的男女混杂的声音此起彼伏地响起来,少数声音息事宁人,大多数声音却立场鲜明,表示他们站在张云兰的一边。这个女人太过分了,大家都买不到猪头,谁也没说什么,偏偏她就特殊,又吵又闹的!那些人的手拽着我母亲,眼睛都是看着张云兰的,他们的眼神明确地告诉她,云兰云兰,我们站在你的一边。

我母亲乱了方寸,她努力地甩开了那些树杈般讨厌的手,你们这些人,立场到哪里去了?她说,拍她的马屁,你们天天有猪头拿呀?拍马屁得来的猪头,吃了让你们拉肚子!我母亲这种态度明显是不明智的,打击面太广,言辞火暴流于尖刻,那些人纷纷离开了我母亲,愤愤地向她翻白眼,有的人则是冷笑着回头瞥她一眼,充满了歧视:这种女人,别跟她一般见识。只有见喜的母亲旗帜鲜明地站在我母亲身边,她向我母亲耳语了几句,竟然就让她冷静下来了。见喜的母亲说了些什么呢?她说,你不要较真的,张云兰记仇,得罪谁也不能得罪她,我跟你一样,有五个孩子,都是长身体的年龄,要吃肉的,家里这么多嘴要吃肉,怎么去得罪她呢?告诉你,我天天跟居委会吵,就是不敢跟张云兰吵。我母亲是让人说到了痛处,她黯然地站在肉铺里想起了我们家的铁锅,那只铁锅长年少沾油腻荤腥,极易生锈。她想起我们家的厨房油盐酱醋用得多么快,而黄酒瓶永远是满的,不做鱼肉,用什么黄酒呢?我母亲想起我们兄弟姐妹五人吃肉的馋相,我大哥仗着他是挣了工资的人,一大锅猪头肉他要吃去半锅,我二哥三哥比筷子,筷子快肚子便沾光,我姐姐倒是懂事的,男孩吃肉的时候她负责监督裁判,自己最多吃一两片猪耳朵,可是腾出她一个人的肚子是杯水车薪,没什么用处的。我二哥和三哥没肉吃的时候关系还算融洽,遇到红烧猪头肉上桌的日子,他们像一头狼遇到一头虎,吃着吃着就打起来。我母亲想起猪肉与儿女们的关系不在于一朝一夕,赌气赌不得,口气就有点软了。她对见喜的母亲说,我也不是存心跟她过不去,我答应孩子的,今天做肉给他们吃,现在好了,排到手里的猪头飞了,让我做什么给他们吃?见喜的母亲指了指老孙那里,说,买点冷冻肉算了嘛。我母亲转过头去,茫然地看着柜台上的冷冻肉。那肉不好,她说,又贵又不好吃,还没有油水!猪肉这么紧张,我母亲还挑剔,见喜的母亲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,她转过身去站到队伍里,趁我母亲不注意,也向她翻了个白眼。
肉铺里人越来越多了,我母亲孤立地站在人堆里,她篮子里的一棵白菜不知被谁撞到了地上,白菜差点绊了她自己的脚。我母亲后来弯着腰拍打着人家的一条条腿,嘴里嚷嚷着,让一让,让一让呀,我的白菜,我的白菜。我母亲好不容易把白菜捡了起来,篮子里的白菜让她看见了一条自尊的退路,不吃猪头肉也饿不死人的!她最后向柜台里的张云兰喊了一声,带着那棵白菜昂然地走出了肉铺。

我们街上不公平的事情很多,还是说猪头吧,有的人到了八点钟太阳升到了宝光塔上才去肉铺,却提着猪头从肉铺里出来了。比如我们家隔壁的小兵,那天八点钟我母亲看见小兵肩上扛着一只猪头往他家里走,尽管天底下的猪头长相雷同,我母亲还是一眼认出来,那就是清晨时分的肉铺失踪的猪头之一。

小兵家没什么了不起的,他父亲在绸布店,母亲在杂货店,不过是商业战线,可商业战线就是一条实惠的战线,一个手里管着棉布,一个手里管着白糖,都是紧俏的凭票供应的东西。我母亲不是笨人,用不着问小兵就知道个究竟了。她不甘心,尾随着小兵,好像不经意地问,你妈妈让你去拿的猪头,在张云兰那里拿的吧?小兵说,是,要腌起来,过年吃的。我母亲的一只手突然控制不住地伸了出去,捏了捏猪的两片肥大的耳朵。她叹了口气,说,好,好,多大的一只猪头啊!

我母亲平时善于与女邻居相处,她手巧,会裁剪,也会缝纫,小兵的母亲经常求上门来,夹着她丈夫从绸布店弄来的零头布,让我母亲缝这个缝那个的,我母亲有求必应,她甚至为小兵家缝过围裙、鞋垫。当然女邻居也给予了一定的回报,主要是赠送各种票证。我们家对白糖的需求倒不是太大,吃白糖一是吃不起,二是吃了不长肉,小兵的母亲给的糖票,让我母亲转手送给别人做了人情,煤票很好,草纸票也好,留着自己用。最好的是布票,那些布票为我母亲带来了多少价廉物美的卡其布、劳动布和花布,雪中送炭,帮了我家的大忙。我们家那么多人,到了过年的时候,几乎不花钱,每人都有新衣服新裤子穿,这种体面主要归功于我母亲,不可否认的是,里面也有小兵父母的功劳。

那天夜里我母亲带了一只假领子到小兵家去了。假领子本来是为我父亲缝的,现在出于某种更迫切的需要,我母亲把崭新的一个假领子送给小兵的母亲,让她丈夫戴去了。我父亲对这件事情自然很不情愿,可是他知道一只假领子担负着重大的使命,也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我母亲把它卷在了报纸里。

醉翁之意不在酒,在哪儿?我母亲与女邻居的灯下夜谈很快便切入了正题,猪头与张云兰。张云兰与猪头。我母亲的陈述多少有点闪烁其词,可是人家很快弄清楚了她的意思,她是要小兵的母亲去向张云兰打招呼,早晨的事情不是故意和她作对,都怪孩子嘴巴馋,逼她逼急了,伤着她了务必不要往心里去,不要记仇——我母亲说到这里突然又有点冲动,她说,我得罪她也就得罪了,我吃不吃猪肉都没关系的,可谁让我生下那么多男孩,肚子一个比一个大,要吃肉要吃肉,吃肉吃肉吃肉,她那把割肉刀,我得罪不起呀!

小兵的母亲完全赞同我母亲的意见,她认为在我们香椿树街上张云兰和新鲜猪肉其实是画等号的,得罪了张云兰便得罪了新鲜猪肉,得罪了新鲜猪肉便得罪了孩子们的肚子,犯不上的。谈话之间小兵的母亲一直用同情的眼光注视着我母亲,好像注视一个莽撞的闯了大祸的孩子。她是个聪明的女人,情急之下就想出了一个将功赎罪的方法。她说,张云兰也有四个孩子呢,整天嚷嚷她家孩子穿裤子像咬雪糕,裤腿一咬一大口,今年能穿的明年就短了,你给她家的孩子做几条裤子嘛!我母亲下意识地撇起嘴来,说,我哪能这么犯贱呢,人家不把我当盘菜,我还替她做裤子?不让人笑话?女人最了解女人,小兵的母亲说,为了孩子的肚子,你就别管你的面子了,你做好了裤子我给送去,保证你有好处。你不想想,马上要过年了,这么和她僵下去,你还指望有什么东西端给孩子们吃呀。我告诉你,张云兰那把刀是长眼睛的,你吃了她的亏都没地方去告她的状。
女邻居最后那番话把我母亲说动了心。我母亲说,是呀,家里养着这些孩子,腰杆也硬不起来,还有什么资格讲面子?你替我捎个口信给张云兰好了,让她把料子拿来,以后她儿女的衣服不用去买,我来做好了。

凡事都是趁热打铁的好,尤其在春节即将临近的时候。小兵的母亲第二天回家的时候带了一捆藏青色的布到我家来,她也捎来了张云兰的口信,张云兰的口信之一概括起来有点像毛主席的语录,既往不咎,治病救人,口信之二则温暖了我母亲的心,她说,以后想吃什么,再也不用起早贪黑排什么队了,隔天跟她打个招呼,第二天落了早市只管去肉铺拿。只管去拿!

此后的一个星期也许是我母亲一生中最忙碌的日子。其他的家庭主妇也忙,可她们是忙自己的家务和年货,我母亲却是为张云兰忙。张云兰提供的一捆布要求做五条长裤子,都是男裤,长短不一,尺寸被写在一张油腻腻的纸上,那张纸让我母亲贴在缝纫机上方的墙上。我们看着那张纸会联想起张云兰家的四个男孩一个男人的腿,十条腿都比我们的长,一定是骨头汤喝多了吧。我母亲看到那张纸却唉声叹气的,她埋怨张云兰的布太少,要裁出五条裤子来,难于上青天。

我母亲有时候会夸大裁剪的难度,只是为了向大家证明她的手艺是很精湛的。后来她熬夜熬了一个晚上,还是把五条裤子一片一片地摞在缝纫机上,像一块柔软的青色的梯田。然后我们迎来了缝纫机恼人的粗笨的歌声,我母亲下班回家便坐到缝纫机前,苦了我姐姐,什么事情都交给她做了。我姐姐撅着嘴抗议,做那么多裤子,都是别人的,我的裤子呢?弟弟他们的裤子呢?我母亲说,自己的裤子急什么,过年还有几天呢,反正不会让你们穿旧裤子过年的。我姐姐有时候不知趣,唠叨起来没完,她说,你为人民服务也不能乱服务,张云兰那么势利,那么讨厌的人,你还为她做裤子!我母亲一下就火了,她说,你给我闭上你的嘴,这么大个女孩子一点事情也不懂,我在为谁忙?为张云兰忙?我在为你们的肚子忙呀!

时间紧迫,只好挑灯夜战。我们在睡梦中听见缝纫机应和着窗外的北风在歌唱,其声音有时流畅,有时迟疑,有时热情奔放,有时哀怨不已。我依稀听见我母亲和父亲在深夜的对话。我母亲在缝纫机前说,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!我父亲在床上说,掉出来才好。我母亲说,这天怎么冷成这样呢,手快冻僵了。我父亲说,冻僵了才好,让你去拍那种人的马屁!

埋怨归埋怨,我母亲仍然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张云兰的五条裤子,她把五条裤子交给小兵的母亲,小兵的母亲为我母亲着想,她说,你自己交给她去,说说话,以前的疙瘩不就一下子解开了嘛。我母亲摆着手说,前几天才在肉铺吵的架,这一下白脸一下红脸的戏,让我怎么唱得出来?你这中间人还是做到底吧。我母亲把五条裤子强扔在小兵家里,逃一样地逃回到家里。

家里的缝纫机上又堆起了一座布的山丘,那是为我们兄弟姐妹准备的布料。我母亲在上班前夕为她忠实的缝纫机加了点菜油,我看见她蹲在缝纫机前,不时地瞥一眼上面的蓝色的灰色的卡其布,还有一种红底白格子的花布,然后她为自己发出了一声简短而精确的感叹,劳碌命呀!

而小兵的母亲后来一定很后悔充当了我母亲和张云兰的中间人。整个事情的结局出乎她的意料,当然也让我母亲哭笑不得,你猜怎么样了?张云兰从肉铺调到东风卤菜店去了!早不调晚不调,她偏偏在我母亲做好了那五条裤子以后调走了!

我记得小兵的母亲到我家来通报这个消息时哭丧着个脸。都怪我不好,多事,女邻居快哭出来了,你忙成那样,还让你一口气做了五条裤子,可是我也实在想不通,张云兰在香椿树街做了这么多年,怎么偏偏就在这节骨眼上调动了,气死我了!我母亲也气,她的脸都发白了,但是她如果再说什么难听的话,让小兵的母亲把脸往哪儿放呢?人家也是好心。事到如今我母亲只好反过来安慰女邻居,她说,没什么,没什么的,不就是熬几个夜费一点线嘛,调走就调走好了,只当是学雷锋做好事了。
很少有人会尝到我母亲吞咽的苦果,受到愚弄的岂止是我母亲那双勤劳的手,我们家的缝纫机也受愚弄了,它白白地为一个势利的女人吱吱嘎嘎工作了好几天。我们兄弟姐妹五人的肠胃也受愚弄了,原来我们都指望张云兰提供最新鲜的肉、最肥的鸡和最嫩的鸭子呢。不仅如此,我们家的篮子、坛子和缸也受愚弄了,它们闲置了这么久,正准备大显身手腌这腌那呢,突然有人宣告,一切机会都丧失了,你们这些东西,还是给我空在那儿吧。

我们对于春节菜肴所有美好的想像,最终像个肥皂泡似的破灭了。我母亲明显带有一种幻灭的怀疑,她对我们说,今年过年没东西吃,吃白菜,吃萝卜,谁要吃好的,四点钟给我起床,自己拿篮子去排队!

我们怎么也想不通,我母亲给张云兰做了这么多裤子,反而要让我们过一个革命化的艰苦朴素的春节!

除夕前那天夜里下了一场大雪,我记得我是让我三哥从床上拉起来的。那时候天色还早,我父母亲和其他人都没起床,因为急于到外面去玩雪,我和我三哥都没有顾上穿袜子。我们趿拉着棉鞋,一个带了一把瓦刀,一个抓着一把煤铲,计划在我们家门前堆一个香椿树街最大的雪人。我们在拉门闩的时候感觉到外面什么东西在轻轻撞着门,门打开了,我们几乎吓了一跳,有个裹红围巾穿男式工作棉袄的女人正站在我们家门前,女人的手里提着两只猪头,左手一只,右手一只,都是我们从来没见过的大猪头,更加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女人的围巾和棉袄上落满了一层白色的雪花,两只大猪头的耳朵和脑袋上也覆盖着白雪,看上去风尘仆仆。

那时候我和三哥都还小,不买菜也不社交,不认识张云兰。我三哥问她,猪头是我们家的吗?外面的女人看见我三哥要进去喊大人,一把拽住了他,她说,别叫你妈,让她睡好了,她很辛苦的。然后我们看见她一身寒气地挤进门来,把两只猪头放在了地上。她说,你妈妈等会儿起来,告诉她张云兰来过了。你们记不住我的名字也没有关系,她看见猪头就会知道,我来过了。

我们不认识张云兰,我们认为她放下猪头后应该快点离开,不能影响我们堆雪人。可是那个女人有点奇怪,她不知怎么注意到了我们的脚,大惊小怪地说,下雪的天,不能光着脚,要感冒发烧的。管管闲事也罢了,她的眼睛突然一亮,变戏法似的从棉袄口袋里掏出了一双袜子,是新的尼龙袜,商标还粘在上面。你是小五吧?她示意我把脚抬起来,我知道尼龙袜是好东西,非常配合地抬起了脚,看着那个女人蹲下来,为我穿上了我的第一双尼龙袜。我三哥已经向大家介绍过的,从小就不愿意吃亏,他在旁边看的时候,一只脚已经提前拍了起来,伸到那个女人的面前。我记得张云兰当时犹疑了一下,但她还是从她的口袋里掏出了第二双尼龙袜。这样一来,我和我三哥都在这个下雪的早晨得到了一双温暖而时髦的尼龙袜,不管从哪方面说,这都是一个意外的礼物。

我还记得张云兰为我们穿袜子的时候说的一句话,你妈妈再能干,尼龙袜她是织不出来的。当时我们还小,不知道她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张云兰还说了一句话,现在看来有点夸大其词了,她说,你们这些孩子的脚呀,讨厌死了,这尼龙袜能对付你们,尼龙袜,穿不坏的!

听我母亲说,张云兰家后来也从香椿树街搬走了,她不在肉铺工作,大家自然便慢慢地淡忘了她。我母亲和张云兰后来没有交成朋友,但她有一次在红星路的杂品店遇见了张云兰,她们都看中了一把芦花扫帚,两个人的手差点撞起来,后来又都退让,谁也不去拿。我母亲说她和张云兰在杂品店里见了面都很客气,两个人只顾说话,忘了扫帚的事情,结果那把质量上乘的芦花扫帚让别人捞去了。

作者: 苏童
来源: 豆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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